寻找徐青梅

六 16 2005

2001年写的小说,真让人高兴
---------------------

寻找徐青梅

*当我走近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

2001/2

我是一颗飘荡在城市里的灰尘,在阴雨连绵季节,就是我下落,和认识或者不认识、情愿或者不情愿的人粘连的日子。从此谁也不再会漂浮,因为大家在一起。彼此混合。我痛恨这样的混合,因为我患得患失。

在去往三墩的车上,新刚和货物一起头晕。新刚是我的朋友。他来帮我搬家。蒙蒙的细雨腻住了他的思路,但我还算清醒,因为我不清醒怎么办啊,还要给司机指路,还要和他算钱呢。几件破旧的家具被我搬了不知道有多少遍,如果他们一直坚定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狼狈不堪。但那样的话我就不坚定了。我一直用搬家的方式维持自己的斗志,保持生活的新鲜。我别无他法。

我要去的是杭州的一个附属小镇三墩的花园式公寓,偏僻所以便宜。我去看房子的时候被这个公寓门口令人喷饭的喷泉和可笑的大门给打动,让我迫不及待的交了定金;第二天就后悔了,开始认为这一切都是我那精明强干的房东一手策划的,尽管这个地方并不是他建造的,但肯定和他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也和他有点什么关系,你也和我有点什么关系。

我走过附近的小吃店,里面的装饰俗气而且真实;我走过附近的小买店附近的打牌的人以及围观的人群;我走过指甲里还有些许泥巴、掌上老茧还未消退的保安;我走过站在喷泉边对我微笑的房东;我走过我的房间,掉落在刚才的街上。于是我开始了所谓的新的生活,我以为一切会像以前一样,结果一切就真的和以前一样,但和以前的未来却完全不同了。因为我开始寻找徐青梅。

在我的东北老家,在我小的时候,在类似的季节,我每天都应该咳出黑色的痰来。痰的颜色是表现主义的用法,在逻辑性比较强的人的眼里这是污染和我的身体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污染这个词(还未获有关部门批准),所以人民就以为我们这里没有污染。所以就只能是我的身体的缘故,但没有人说:这孩子身体太差,整天咳出黑色的痰。因为大家都咳出黑色的痰。所以只能是天气的缘故了。

我小的时候生活的地方天气太差,以至于冬天尿尿的时候要带着一个木棍,尿一会就敲一下,黄色的尿棒就会在木棍的打击下叮当着被厚厚的积雪连同声音一起给吞没,并且在雪上留下难以名状的符号。男孩是站在那里敲打,能够充分伸展肱二和肱三,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连背阔肌和胸大肌都能得到锻炼;对于调皮的孩子(他们一般是叫二X或者三驴子,长大后脸上有疤整天打架而且下手凶狠)甚至能锻炼到腰部的肌肉(后来演变成电视里的健美操)。女孩得到的锻炼就差很多了,把小臂夹在大腿和小腿之间,只是利用腕部的力量,又能得到什么锻炼呢。所以女孩就体力较弱,但手腕灵活,夏天的时候可以把手掌当成风扇的叶片,把小臂当成驱动轴,快速转动的时候可以让秋天时两米以外的树叶欢快的跳舞。腼腆一点的女孩都去练太极推手,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把200斤的壮汉突然推倒。

所有的童年让我迷糊,所以现在虽然我在要和司机算帐的时候能够以金钱方式保持清醒,但没事的时候就会陷落进自我的圈套。在这样的情况下,徐青梅只能迷糊我的生活,迷糊不了那个司机的生活。

由于卫星云图的缘由,这几天是阴雨连绵的。在给生活带来了麻烦。刚进门的时候,我发现室内空气有一股暧昧的味道;坐在床上的时候,我发现身上湿得暧昧;只有走过那个喷泉和大门(我后来查了小区的平面图,发现那里叫凡塞花园)的时候,我才能和世俗一起获取内心的激荡:我把双臂向后挥动、胸部向前,然后从腹部向斜上方射出压抑,留下非压抑的东西。如果有拖拉机从身边经过,压抑就会带我向前跑去,这时我要去的小吃店的老板娘就会对我笑笑(她是乡下人,所以不会对我说什么打招呼的客气话)。此时我的房间已经被我抛在了身后。

我就是在这样的天气下,对房间做了清扫工作,因为我要把前任房客的东西打扫出去。据我的房东讲,前任房客心黑的很,把他的电视机给偷走了。可是她(也就是房东所说的前任房客,我的徐青梅)留下了很多不起眼的物品,给人一种仓皇逃走的印象,也改变了我的以前的未来。

如果现在让我叙述当时的情形,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我从房门走进来,闻到一股暧昧的味道。然后看见厅里有一个大纸箱。我推门进入卧室,发现床的对面的墙壁上的一张纸上有三个大字:徐青梅(是用小鸟、竹子、花卉以及鱼的肉体拼贴而成的);并且在“梅”字的一竖暗含了“一生平安”四个小字(其中“平”字写的非常放荡,以至于我开始还以为是“不”字,那就成了“一生不安”了)。我坐在房东提供的床上,发现该棕榈床晃得厉害。我打开房东提供的电视机柜和床头柜,发现了2000年6月17号的杭州日报(下午版)、发现了一袋卫生巾(已经用了两个)、发现了一个封皮有做亲密壮的白种男女的力神牌避孕套(看样子应该是一盒装12个的那种)、发现了一盒金鱼牌扑克(缺了骑着独轮车作杂耍状的黑白颜色的小王)、发现了一根外面裹有黑色丝绒里面是黄色皮筋的头绳(上面还有几块白色不明物)。我表情严肃地走出卧室,来到厅里的那个大纸箱的面前,我感到强烈的螺旋状的吸力。未来从螺旋边缘溢出。我拼命的翻腾,其实里面只是些被褥或者枕头。当我用拇指和食指拿起一个在满是汗渍的枕头和红色大花的绸缎被面之间的劣质乳罩的时候,我的手腕突然变得非常灵活。我心安理得地蹲了下去,小腿和大腿夹住了小臂,乳罩像疲软的阴茎盘在地上,一端被我的手指捏住,我的手腕快速转动,2000年6月17号到我蹲在三墩的空气中的这天的灰尘被搅和在一起,面目不清身份不明地在我的跨下升腾。

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一名名牌大学的学生,还是很吃香的。但我并不买这个帐,而且反咬一口说教育欺骗了我们大家伙儿。当然这些都是上了大学之后的事情了,在上大学之前,我还是很想上这个大学的。当时我还在冬天撒尿时要随身携带木棍的东北老家过着体面人过的生活。说是“体面”,是因为我没有专门去做违法的事情,而且学习成绩还可以。在我的身边有很多小孩子整天干违法乱纪的勾当,他们成熟的特别早,小学六年级就喉结突出,整晚遗精。根据我小时候偷偷看的有关这方面的书上说,这是“满则溢”的原理,只要做到睡觉前洗脚穿宽松内裤不胡思乱想多做体育活动就可以减少,不必担心。但那个时候卫生条件差,老是洗脚也不像话,内裤有就可以了,谁会考虑到宽松呢(想来现在条件好了,小孩子应该不再受这两条的困扰了吧);至于胡思乱想,这可是个老大难问题,人到了这样的时候,自然就要想那个那个一下,这和半夜里叫春的猫是一样的,其实你烦,它更烦。那就只有搞体育运动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写书的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好像全中国小孩都是和电影里的主人公似的可以在做完功课后在鸟语花香的环境下跳皮筋。反正我是没什么机会干这些。但后来我长大了,才想到这其实是我的错误,因为书是写给爱看书的小孩看的,而大城市的小孩爱看书,这叫锁定目标消费群,我本不该和他们掺和的。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在当时我的老家我身边的孩子可不知道这些,所以姑且把打架当成体育运动,有的时候还去偷偷东西。其实坦白的讲,我小的时候也犯过错误,有思想不端正方面的:意淫老师啦、拉小姑娘的辫子啦、晚上在女厕所里撒尿等等;还有一次我做过真正的盗窃。如果现在让我回想的话,我认为当时应该是这样的:

我伙同另外两个同学(已做另案处理),于某晚八时许,从当地电力所西侧围墙外的一豁口处潜入电力所大院,对处于该电力所东侧围墙墙根附近的备用电缆实施切割行为。所用器具:钢锯、钳子、水果刀。切割行为开始后,作为胆子最小的人员,我潜出电力所大院,在围墙外把风。

当时的感觉浑身就和筛糠似的,在我有了性经历之后,我才明白了这次行为的思想根源。后来我为此紧张了好久,生怕上课的时候有警察赶来,把我带走。因为在我的学校里这样的事情到是经常发生的,我有几个同学就因为偷蔬菜批发商店的水果而被带走,挨了顿好打。但没有心狠手辣的叔叔为我前来,我倒是从此老是上课发呆不再乱搞小动作而遭到老师的表扬,然后遭到朋友的不齿。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搞过好多次批判大会。对象都是不良少年。他们偷了东西或者打了架,就在上午第二节后的课间操的时候,等穿着侧面有白色条纹的运动服的领操员带领全校同学做完操之后,被教导处主任赶上领操台,接受校方的批判。校方一般是先陈诉他们的罪行(气愤地),然后宣布对他们的处罚,然后是教育我们要当心。其实我当时还小,而且距离现在时间也不短了,只是记得这样的批判大会给自己的最大影响是绝不能上那个台子,即使是当领操员,尽管风光,但总觉得傻唧唧地和不好沾了点边。

我蹲在那里,总想不是个事儿,于是就站了起来。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不能蹲着没完没了吧。当时我想这个泛黄的乳罩会像个疤痕一样,永远都不会消退。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被一块石头击中头部,留下了一个疤,后来慢慢长大,那个疤也扩展开来,比原来大但没有原来清晰。

因为那疤痕,我要的东西也变得含蓄。就像是一只手拿着17斤鸡蛋,一只手拿着一块大镜子的情况下,风把一张纸贴在脸上,满纸的字无法看清,不管那张纸是广告还是你的命运。投鼠忌器。

我困在刚刚属于我的房子里团团转,试图熟悉这里。我把手向下伸去,发现命根子还在,才知道自己还没糟糕透顶。我走到厨房,看见油烟机上的油污发出黑光;我站在油烟机下面,感到有一根黄色的头发在黑光里。那是徐青梅的头发,但她不是黄毛子,她是穿着松糕鞋把头发染黄的妓女。我热爱她。我看见她在中午起床,光着上身,满嘴腥臭,打哈欠的时候把口水腻在嘴角;我看见她用黑乎乎的电饭锅做饭,把榨菜泡到酱油里,然后一头撞在油烟机上,嘴里嘟囔了什么;我看见她到厕所小便,并不用带着木棍,但借机放了几个冲力很厉害的屁,让马桶里舒缓的水面泛起涟漪;我看见她脑子里空空如也,机械的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这一切让我感到释然,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

1996/9

就在两个月前,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很是高兴,并且在恰当的日子欢天喜地地奔赴杭州。大概这就是人们说的“远赴他乡,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在杭州下火车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个潮气很重的城市,人们偏矮,操当地口音;房子里没有暖气,只有一层窗户;临街的店铺的门大的吓人;有很多中年男子和豪放的中年女子很没面子地骑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当时我想这些都会给交流带来麻烦。后来发现还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在学校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大家喜悦地搅和在一起,就不会有交流的困难了。

学校里新建了宿舍楼,所以我和很多人就住在那里。作为一个刚建成的建筑物,该楼里就必然有潮湿的白灰味道,但我想很快就会被我们这群毛头小伙子旺盛的阳气给蒸干。我和同学们都面带笑容,笑容里藏匿了在睡觉的时候会散落在印有自己专有号码的枕巾上的白色的粉末,日复一日,我们早晚会在潮湿的季节里和该枕巾和为一体,变成像埃及法老一样的石膏像。当我们从床上坐起,书包里的课本会发现我们表情痛苦,威严无比。然后我们把书包挂在枕巾的左侧,另一侧挂上饭盆以保持平衡。在中午,或者阳光明媚或者下着小雨,通往食堂的路上,每个人右侧的勺子发出同样的声响,整齐划一地宣布吃饭的必要性,而左侧和我们一样沉默不语。

这是怎样的岁月啊,欢乐着步入悲痛。没有标示牌,没有危险警告,只有蒙着双眼的孩子。没有过来人能劝说成功。因为过来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只能沉溺于自己当前时代的痛苦。没有其他情况。

1997/1

在青春的中期,我想我应该干点什么。可是能干什么呢,我已经很快从入学时傻唧唧的热情里脱离出来,成为同学中间痛苦的先行者。我想我应该想得长远一点。我记得在我小学的某个学期的最后一天的中午,阳光耀眼,浑身刺痒。我背着装有作业本和泡沫文具盒的书包伙同其他同学被老师提前放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喉咙发干,不停的清嗓子。我翻过自己家的栅栏,闻到了院子里的鸡粪的味道。鸡们的脚陷入自己的粪便,脖子灵活,目光炯炯。我跪在鸡架面前,看见鸡蛋被鸡自己踩破,黄白液体缓慢向四周溅开,后来和绿色和黑色混合,犹如著名油画家价值连城的作品,但鸡们并不知道这个世上有著名和价值这两个词,它们只是不停的更改原来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却成了作品的劳什子,因为不管是谁,老是把脚泡在屎里都不会很舒服。我想这只是个行为,一旦过去就不复存在。所以我不能确定记忆的能力,我甚至怀疑这些是否存在过。其实我家里根本都没养过鸡,这都是我编造的,当然,这种说法也可能是假的。如果我继续作假编造下去的话,我想鸡的舒坦只是在抬起脚的时刻,因为到处都是屎,因为它们在鸡架里。我很想提起金鸡独立的说法,但它们不是金鸡,就算把金鸡的概念放宽一点,管焗过油的鸡也算成金鸡,总还是有一只脚在屎里。因为它们终究只是鸡而已,并不能够像蜂鸟一样凌空飞翔,就算有几只鸡存在返祖现象,能扑腾一会,但我想它们也会烦的要命,毕竟在鸡架那么一点点大的地方老是悬空,又能有什么劲呢。

我并不是说我的学校里满地都是鸡屎,否则会有带着塑料镜框满面油光的胖子找我的麻烦的。而我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就惹来麻烦,所以每次看到该胖子的时候我都会对他笑笑,毕竟他是领导嘛,毕竟我还在这个等级社会里。作为一个内心痛苦的人,领导常会把我当作危险人物,这令我很自豪。每次走过教务处门口,我都会感到有紧张的目光想把我捆住,但却被我轻易摆脱,这说明这个等级社会还不是很大方,还有点害羞。他们的遮羞布就是教育,最厉害的一种是思想教育,该教育的具体实施就是一个傻瓜苦口婆心地要把你也变成傻瓜。当然“苦口婆心”只有危险人物才能享受得到,一般人是不行的。对于大家只要定期考试就足够了,这样可以一方面让大家分散注意力,不去想自己是谁;另外一方面让一部分人获得控制人的借口,这两方面对立统一,共存于考试之中。要考傻蛋一样的哲学课程的朋友可以回去后自己分析一下。在我学习的科目当中,我知道有一些是纯洁的,比如数理化,尽管研究这些的人会早早的秃掉头发,厉害的还会发疯,但都是些一眼看上去就是疯子的疯子;我还知道有一些是不纯洁的,这些科目中植入了要命的致幻剂,被毒害的人外表看上去正常而且严肃,满嘴道德和理智,但脑子已经像是被染过的布,什么颜色都有可能,反正就是不是原来的颜色。于是他们只能整天费尽力气去想怎么多干点苟且的事情。他们拥有话语权,我说话他们听不见,他们说话我不想听也会听到,结果搞得我现在不好意思说:高尚、伟大、正义、公平之类的词语,仿佛这些词只能是表情呆板的白纸上的黑字,一说就会被人看得满脸通红。而当我说自由、人权的时候,有人赶紧捂住了我的嘴。其实这完全没必要,你没看见人民像开裂的大饼一样给搁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嘛。

前面说过,我是危险人物,因为我痛苦。按照数学的某个原理,这一命题的逆否命题亦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我不痛苦,我就不是危险人物。这同一命题的两种说法让我处于两难的境地:作为一个痛苦的人,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不痛苦,但那样的话我就不是危险人物了,就不会让我感到自豪,可我又想自豪。后来当我想到这只是一些推断而已,而且还掺杂了数学原理在里面,和我的生活并没有关系,才放心下来。

我放心下来之后,决定继续思考。生命不息,思考不止嘛。当时我思考的对象仍然是自己的目标(现在亦如此),前面说了,我想我应该去干点什么。这是个大问题,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整天干活,因而丧失了脑子;也有一些人一直很有脑子,但却丢掉了生活,搞得自己困窘得很,于是陷入了一个问题里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我之困窘源于何处?其实我倒是更羡慕因困窘而整天疑惑的人,其中最厉害者就是卡夫卡,据说他把自己关在地洞里,每天在里面走来走去,思索不已;吃的东西也只是从一个小洞里塞进来;而他临终前要他的朋友把自己的手稿烧掉更是表明这个人悲观之纯粹。这个榜样让我觉得卡夫卡是这个世界上最酷的男青年,同时,虽然我老是怀疑记录的可信性,但这件事情对我之思考是有好处的,我也就不便怀疑什么了。但后来我还是改变了我的想法,这次倒不是因为我的怀疑,而是在假象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事实。如果我想向卡夫卡这个世界上最酷的男青年学习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也关到一个地洞里去,同时为了表明我的独创性,我应该想个不同于地洞的地方,比如月球什么的;然后穿着厚厚的太空服(可得是真家伙,如果像商店里买的那种太空服一样的,那我不是死定了),在环型山上跳来跳去;吃饭的时候用一根管子把富含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的玉米糊糊一样的东西吸进嘴里,撒尿的时候弄得浑身都是,大便就更是麻烦。当然这些只是我生活的表面,作为一个悲观的思想者,我不应该在乎这些。我真正的目的是要在真空的状态下思考出惊世骇俗的理论来,以用来表示自己的悲观厌世。想到这里,问题就出现了:我找不到一位朋友愿意和我一起到月球上去,并且能体会我的意思,在我说我不愿意把自己理论发表的情况下,被我的理论给震撼,不得不拿去发表,从而让我名扬天下,被后代的悲观主义研究人员、搞太空工作的家伙以及青春期迷茫阶段的同学景仰。

我的卡夫卡情结就这样终结了。我放弃了成为世界上最酷的男青年的机会,对自己不再高标准、严要求,而是一如既往地每天在头的右侧挂上饭盆,去食堂吃饭,并且不想老是吃最便宜的菜;有的时候还要搞两包烟抽抽,买几张唱片,几本书什么的;在春意盎然的时候还去买衣服,试图使自己被人关注;看到漂亮的女青年不再像以前那样忍着不看,也要贪婪地狠盯几眼,似乎能因此获取什么机会。总之,我再也不想去月球之类的狗屁地方了。这样我就只能呆在地球这个被亲爱的组织划好的区域里活动,如同在蒸发皿里做布郎运动的花粉。

我们经常会被组织组织,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组织”这个词既是名词,还是动词。当然,可不仅仅是词性这么简单。我和大家一样,成长的过程就是被组织组织的一次事件。小时候,有少年先锋队,里面有各级领导,用胳膊上的一块白色的塑料(也有用布做的)牌牌标识,并且有一至三道红颜色的杠杠来区分权限的大小。据说这可以让我们从小就牢牢地树立组织观念,但看见奶气十足的孩子凭借胳膊上的标志来发号施令的神情和被命令的孩子眼里流露出的恐惧和羡慕,我总觉得那些整天握着铅笔,右手食指发黑、中指第一个关节左侧有块老茧的小手在空气里抓啊抓,想抓到的就是:权力。他们多想自己拥有特权啊,这样就可以随便出入老师的办公室;可以治理调皮捣蛋的同学;可以在全班面前晃着小脑瓜子说些不知所云的话了。这样的诱惑为我们日后充分理解权力、得到权力、施用权力、解释权力打好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权力的笼罩下,没有得到权力的人们都已忘记每个人原来还有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已经提到了权力和权利,对此我不想做更多的解释了。生活里的种种口号、宣传、目标、计划甚至感动都已被蒙上了不可侵犯的光环,所以每当我想突破的时候,除了势单力薄以外,也会让我自己感到怀疑,怀疑自己的动机、作用和结果。脑子面临混乱。所以我就只能求助于我的手,我要用我的手不停地思考。所以手放在哪里、干点什么就是最为重要的了,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在等级社会里困惑不已的人而言。正如你看到的,我已经在我要干点什么这个问题上停留了太久的时间,可我还是没有让自己得到什么有用的结论。或许就是“结论”才让我没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是啊,要是已经有了结论,会有多少人消极怠工,不去参加建设、搞活、繁荣我们这个社会啊。

其实我心里早就有了想做的事情的确切位置了,它在阳光刺眼的鸡架前面;它在幼小心灵的左臂上;它在小学五年级班主任给我的响亮耳光里;它在已经有小孩的同学苍老的酒后;它在偷盗、打架的战栗中;它在无数次手淫高潮来临前;它在孤立、自闭、荣耀、爱情里;更可信的表达方式是:它在我少时的一次旅行中有所抬头,终于到了今天成了无法挽回的事实。

199?/?

在我初中的某一年,我和我黝黑、孤独,内心充满了与荣耀擦肩而过的失落感的父亲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去探望我的大伯的一家。他们那里以盛产大米而闻名,所以我和我的父亲在火车上的最后几个小时满眼都是暑假期间生机勃勃的田地。幸好我的语文老师不在,要不然他非得留个命题作文不可,并且嘴上虽然不明说,但心里已经定好了该作文一定要以歌颂祖国繁荣富强为结尾的才能过关,不然就要重写。虽然没了这样的困扰,但环境提供给我的选择还是太少,我只能面无表情地望着车窗外面,其实内心里已和车厢里的所有人一样感到与世隔绝。我们被关进这个该死的绿色的像叶青虫一样的轰隆作响的机器里面,变成了青菜,又被它的消化系统的蠕动变成黄色的东西,就和我每次踩死的虫子身体里流出来的令人恶心、巫神一般的劳什子一样。仿佛全世界的虫子都应该在这个时刻流出来这样的东西似的,谁都不能例外。

当我们被那只收费的虫子排出体外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浑身湿透,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并没有变得很黄,我的父亲还是黝黑得很,大概他已经习惯了。当时他戴着一副如果现在戴出来会被人笑死的大号变色眼镜,不停地挥动一把折扇以来抵挡酷热难当的天气。漫山遍野都是各种颜色的蜻蜓,它们嗡嗡作响,结成了我少年迷幻的网。我想一定是我每次炎热的午后睡觉醒来时在头顶上方发现的那些正在嘲笑我的蜻蜓集合起来了,以对我作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威胁。我觉得它们有些过分,尽管我曾经不怀好意地烧死过一只特大号的蜻蜓,可谁让它从小气窗飞进了我的房间,并且是那样的引人注目呢。现在它的同伙把我团团围住,挥动它们丑陋的大翅膀,发出和SONIC YOUTH一样的声响,背景复杂地用它们那显然大得过分但常用来表现纯情可爱的眼睛来威胁我。我丝毫不为所动,因为我记得我家的仓棚里有一块虽然落满了灰尘但可以看出曾经被人很重视的挂匾,上面有人用很难看的毛笔字写着抒发豪情壮志的词语,其中一句就是:蚍蜉撼树谈何易。我不怕你们,我对蜻蜓说,我有伟大的精神支柱。可我那不争气的泡沫凉鞋一次次地在满是尘土的路面和稻田交界处扭曲并把我带到该地赖以生存正和我一样在茁壮生长的植物怀抱里面。最后是我的父亲解救了我,他先是躲在那副目前长眠于抽屉底层的大号眼镜后面呵斥了我几句,然后放弃了他的折扇,一手提着皮箱,一手提着他那不争气、在一点点斗争面前就昏头昏脑的儿子,向他哥哥的家迈出了一个拖家带口的男人的步伐。

我昏头昏脑地被拖在漫天的蜻蜓和满是尘土的路面之间的时候,我感到生活的压力可以用我的左臂和我父亲的右臂组合而成的力学结构来表示,我们是一个系统里的,这个系统受到地球引力、地面摩擦力、空气阻力;而在系统之内,我的父亲是动力源,我是阻力源。其实我并不想在这样的分析之下生存的,我盼望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发出点动力来,于是我便企图利用自己的双腿,但只是加大了系统的阻力,同时动力源对此发表了不满的意见。我放弃了,抬头看见我的父亲的汗珠和他的不满从鼻尖一起跌落,在他的胸前变得灿烂、辉煌。

一路上我们没有再说话,心里默默盼望路程能够和想象的一样远。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前青春期的孩子,我想目前我的嘴里一定臭的要命。我把下唇向外突出,试图哈一口能让嗅觉感应到的气,但我的证明过程马上被环境给击碎了。散落了。湮没了。我更加颓唐,但仍然能够看见我的同龄人在用自制的弹弓殴打蜻蜓,使它们落地求饶。我的双脚滑过的路线上有越来越多的还在抽搐、以各种方式残缺的蜻蜓死尸。孤零零的翅膀被地面的热空气蒸腾,做着完全不能预料的曲线运动,好象蜻蜓还翱翔在人们的视野里,好象它们能够永生似的。父亲牵引我沿着前人走出的路向前方移动,后面是热气腾腾黄色的尘土,自由就在手持武器的伙伴施展暴力破坏那迷幻的网的瞬间。

我父亲的哥哥家是我们这个夏天短暂苦难的终点。那里的大号平房和被房子分成前后两个部分的院子在鸟瞰时如同一个大大的阳文的“日”字,仿佛是一个生活的符号,一个蕴涵着生机、抗争、妥协、泯灭的鱼塘。这样的情况显然不是蜻蜓们愿意接受的,再说那里不仅有我三个堂哥,更有两栋房子间胡同的阴冷和后院的自家菜地。在疲劳之后,我应该带着高兴的神色。于是我从正在因拥挤而显得贪婪的菜地里猎取新鲜蔬菜的伯母旁边走开,满手是泥,穿过阴冷的胡同,在这期间要绕过正在给远在日本的未婚妻打电话的大堂哥,来到前院少有蜻蜓的小块天空下,听到正在仓棚里洗澡的三堂哥大声而且粗犷的歌声在如缸一般的院子里的回响。这时二堂哥携他新娶的妻子来到我眼前,面带成熟的微笑,唇吻翕张,不知所云。而双方的父亲像所有兄弟一样并肩站在远景处,面目模糊,内心喜悦,看着自己的创造物在新的时代下演绎着新的篇章。这时我的大堂哥出现在场景之中,破坏了幸福的气氛,因为他既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家里的骄傲,又是在那个时代,八十年代后期的某场运动中的参与者,也就是失败者和牺牲者。他在走向组织好的光荣之路的最后时刻因违背了组织而成了个尴尬且破落,无处可去的人。他勉强的挤出了点笑容,路过我的时候还摸了摸我的头。我知道他是在敷衍,当然不是敷衍我,而是敷衍他的父辈。我转过头去,门框上的照妖镜晃了我的眼,但我心里仍然很清楚,他进入那所房子的最后几步的紧迫就是在召唤:理解我的人来吧,来到我的身边,我们一起逃离这个方框框。

但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我还小。是的,我还小,这是千万次被父母强化而成为事实的概念。我只有我的网,在一厢情愿的时候,我的网是斗争的网;在颓唐的时候,斗争变得模糊,网成了迷幻的网。

但我还是跟着大堂哥进了“日”字的中间一横,断然抛弃了在前院上演的戏中的角色和三堂哥的歌声。这或许是因为我对大堂哥的部分理解;或许是我对“日”字的迷恋。在凉爽的房间里,我看见我的大堂哥转过身来,手里拿着一盘磁带。

他说:你没事的话就听听吧。他用浑浊却又厚道的声音说着,显然是指那盘磁带。他的这样的表达方式让我相信这是个极好的东西。既然我有我的迷幻的网,既然我在网中看到了自由的瞬间存在,我就应该相信我的大堂哥,这个反叛以及失败两者兼有的人的推荐。这样我才会有机会在走出这个“日”字的时候,不再在田垄边这样的小问题上栽跟头。我希望自己的失败是个大个的失败。

1996/10

路过学校的草坪的时候,我听到了吉他的声音。在昏暗的灯光下,人很容易干傻事,尤其象我这样的在以前还曾经有过一把吉他的人。那是在高一的寒假,我穿着我父亲黑亮得发腻的羽绒服,步行在黑色的雪上,去我的叔叔的单位。我在路上看到我的所有朋友的黑色的痰在黑色的雪上营造出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气息让我感到安全,因为这时候,这里仿佛是我的地头。我在我的地头上行走,嘴里喷出雾气,这些小液滴很快被冰冻,掉落在地上,我的胡子上,我的父亲的羽绒服上。脚下嘎吱嘎吱的雪的呻吟就象大家在电视剧里听到的一样,但我的雪是黑色的,我已经在前面强调过了,尽管如此,我的雪的呻吟和白色的雪的呻吟没什么区别,因为颜色只是气候太差的缘故。

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因为我的目的是个重大的目的——到我的叔叔的单位去拿一把吉他。我在我们班级的元旦晚会(其实是元旦下午会)上,看到并且听到我的一个同学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这让我感到了控制、独立的魅力。我至今仍然能清晰地记得那位同学唱歌时陶醉的样子和他满脸的青春痘的抖动。这时候在大雪纷飞的窗外,有被温暖的室内拒绝的冷静空气如同我此时的表情。内心的暖和激起了我的单纯的欲望,我也想要能够控制、独立,管他控制什么、独立什么,我只是想让自己的双手动起来,为自己的行动找到借口。

这样的想法造成了我在黑色的雪上的行走。这时候我的双脚火热,因为我在雪地上愤然前行。

我的叔叔是我们那里的二级批发站的管理员。据说那时还是计划经济的时代,大家围在锅前面吃饭,从来不用碗,至于用不用筷子,广播里并没有说。我这样的印象来自于童年的一个黄昏,我在我家后面的一个大仓库(现在改成舞厅了)的外墙边,朝着区政府方向走去,当然不是去上班,因为我那时还小,而且这也是下班的时间。当时应该是秋季,因为我清晰的记得满地的落叶在我的鞋边飞舞,并不是因为女孩手腕的转动。我看见区政府门里涌出了大量的下班人员,他们穿着自己的衣服,和我一样走在落叶上。落叶没心没肺地同样在他们的鞋边飞舞。我就这样,以仓库高大的外墙边为目前的起点,挟外墙上巨大的口号,带着我的落叶,走向下班人员,和他们交换鞋边的落叶。这时区政府门前的有线广播的一种说法使这个景象在我的头脑里凝固了下来,因为有个女的信誓旦旦地在传达我们被要求打破某种锅,并且说了以前没打破的错误、打破的重要、不打破的危害、打破的方法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要我和下班人员一样相信锅是一定要被打破的,不打破也是要打破,并且要我们自己去打破。这样混乱的逻辑使得我在和他们交换落叶的时候跌倒。趴在地上,近距离的看见了并不是被女孩手腕带动的落叶的飞舞,这时候我才真切的感受到了打破我家炉灶上的那口大铁锅的艰难程度。我实在是舍不得妈妈炒菜时候锅铲与之接触时的动听声音啊。

锅的打破是个长时间的过程,下班人员也和我一样有自己的苦衷和烦恼。所以直到我高一了,我的叔叔的单位只是看起来更破落一些而已,仿佛这口锅是塑料做的似的。

我走进破落中的二级批发站的管理员办公室,试图除去身上的寒气以便更接近我的叔叔,这个能够给我一把吉他的人。我的叔叔坐在破落之中,见我进来,身体略微向左倾斜,抄出一把决定我未来双手位置的吉他来。寒气笼罩,热血沸腾,我如同水晶咕老肉一样奔向我的叔叔,这个能够给我手的位置的人。我的叔叔把吉他以琴颈为基点从左手换向右手,并且转了近一百八十度,我捧着琴箱,我的叔叔的右手拿开,他的手从七品由高音弦到低音弦滑到五品,琴唱出了声音,这是我多年以后,经过很多周折的理解后,审美上对声音认定的很高的一个标准。

我得到了一把吉他,还得到了多年以后的一个标准,这让我此时此刻认为我当时一定是高兴得不得了,我扛着这把吉他,就象扛着把锄头一样,离开坐在破落中的我的叔叔,走在返回的路上,心里在唱: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其实我是说,我在高一的时候得到了一把吉他,而在大一的时候在被定义以有情调的草坪边上,昏暗的灯光下,人容易犯混的时候,听到了吉他的声音,这种有机的结合让我想到了解决自己手的位置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事物的发展是有其连贯性的,正是这连贯性,说明了我在高一到大一这一过程中,对于手的位置的问题出现了间断点。当然,现在我可以说,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挫折甚至倒退, 我们要正视这样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样的说法只是总结时为过去而制造的借口。不过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需要借口,大家需要借口,人民更需要被给予借口。如果前面提到的“事物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挫折甚至倒退”成为了“借口”,那也就说明了当前状态是和从前的某一时刻是契合的,而且当前的状态一定是要比从前的那个时刻有更充分的理由。果然是如此,在这个“被定义以有情调的草坪边上”,我的手的位置的解决方案要比三年前我的那个有青春痘的同学带来的诱惑更为有力。

这时我对自己说,兄弟,眼前的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

前面说过,我是个内心痛苦的人,因为我总是在寻找自己手的位置;另外,我在找的过程中被人认为是危险的。我总是在考虑,在那个草坪上发生的事和我的危险性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后来我发现,其实,那个胖子,那个带着塑料镜框满面油光给我的危险性下定义的胖子,他也会拨弄几下吉他,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了。我印象中他会弹点那时候流行的所谓校园民谣,好象是睡在上面或者坐在旁边之类的,所以他总是对我说,弄点清淡的,弄点清淡的。仿佛他有了资本,自己已经被打上了校园/民谣/清淡三位一体的标签。看来所谓的审美有太多的不定性,因为我从此更加厌恶校园/民谣/清淡这三个捆在一起的难兄难弟。这个可恨可叹的胖子,目前应该还在继续自己对别人危险的判定的事业,我深信自己已经从他的头脑记录中消失,因为我对于他已经没有了价值。但他却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因为他对于今天的我仍然有很大的价值。每当我想起他,就会对自己今天生活的选择更加坚定,致死不渝。在我这样的判断下,生活仿佛只有两种,一种是他的,一种是我的。

尽管他的生活我不知道是否费劲,但我知道我的生活是费劲的。恰恰是费劲,使得我在获得时机的时候会加倍的兴奋,甚至会迷糊起来,让机会成为斗争的网。或许就是所谓的作茧自缚吧,自己在网里面穷折腾,图的也不就是下一次机会。但眼前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朝着吉他声走了过去。

在多年以后,比如说现在,我想起这个场景的时候,已经有些麻木。或许你从上面我对当时情况的描述里就能够看出来我绕来绕去已经不大愿意去回想当时的具体情形了。因为我知道那声音就是我的梦魇,我终将被他束缚,而生活的碎片就是我在网里折腾时打的一个个结。

2001/9/11

今天,就是今天,我想我得把我的小说,这个该死的小说结束了。不是我结束了它就是它结束了我。所以,我想,还是我结束它吧。

我大概知道自己迷迷糊糊地写了些东西,好象是为了说明自己和某个声音的关系,哦,或许是这个声音对我的影响。可那有影响呢我能影响谁呢谁能影响我呢。

就这样吧。

No responses yet

Leave a Reply